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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区划变化简史 1900-2016

天津区划变化简史 1900-2016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市之一,辖区面积11,920平方千米,总人口1,547万(2015年),2016年全市GDP共17,885亿元人民币,排全国第17位;人均GDP115,617元人民币,排名全国第1。天津是个海滨城市,其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港是北方最大的港口之一。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区划曾有过许多调整,当过河北省省会(1958-1967),也与山东省接壤过(1958年12月-1961年7月),在华北地区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天津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心脏之一,靠河靠海还离北京近的地理优势使得各国都在18-19世纪来天津进行商业活动,带动了天津的经济发展,促使天津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因其地理位置,天津聚集了大量的外国使领馆和租界,数以百计的下野官僚政客以及清朝遗老进入天津租界避难,并图谋复辟。其中包括民国总统黎元洪和前清废帝溥仪。天津在民国时期的发展令人惊叹,属当时的第二大城市,发展仅次于上海市(当然差距不是一点点,当时的上海之于中国隐隐有着如今东京都之如日本的感觉)。

■ 20世纪天津的一张地图,上了颜色的是各国租界。

■ 1945年出版的一张德文天津地图。图中中间偏左上的空白方框是天津老城。

■ 今天天津市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

天津区划发展简史

20世纪初,仍在清廷治下的天津市从属于直隶省天津道。有趣的是,天津当时有两个“道”级行政单位,一个是天津道,另一个则是津海关道。津海关道于1870年设立,专管直隶交涉事件及监督东海、山海、天津各海关之事务,两个道级行政单位都有对天津府的管辖权,但具体事务基本均由天津道进行。

1912年7月,北洋政府裁撤天津道,所管河务由天津府接办,而地方行政归直隶布政使处理,道署改作布政使行辕。至此天津道这个建制不复存在。

1913年3月,北洋政府以原天津、河间、永平、承德、朝阳五府及遵化、赤峰两直隶州区域置“渤海道”。

1914年5月改渤海道道名为“津海道”。

■ 1922年的直隶省下的津海道首府天津。

■1925年京兆地方、直隶省分县图,制作者见右下角。当时的京兆地方比现在的北京市要更大一些,包含现天津市北部及现河北省廊坊市全境。

1928年,由国民政府接管的直隶省更名为河北省;同年6月,天津被设为中华民国院辖市,称“天津特别市”。

1930年6月,天津特别市改称“天津市”。同年11月,天津改回河北省省辖市。

1934年,天津市县分治*。

1935年6月,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天津恢复院辖市地位直至解放。

■ 1948年解放前的天津全图。

■ 1949年的天津市。当时的天津市被天津县包围。

1949年1月,天津下辖11个区,按序数分别称第一区~第十一区**。同月,塘沽、大沽地区解放,设立塘大市(辖域包括塘沽、东大沽、西大沽、新河、新港),由天津市接管。同年3月,塘大区并入天津市。

■ 1949年建国初期的天津全图。可见在当时,塘大区和天津市区并未相连。

1949年10月1日,天津被中共中央定为中央直辖市。

■ 建国后的天津市行政区划变更图。值得注意的是该图忽略了天津并入河北省的一段区划历史。

1952年4月21日,天津县、市合并,塘大市改称塘沽区,市区与塘沽连成一片。

1952年8月16日,天津原市区合并为8个行政区,按序数排列,称第一区~第八区***(见注释和附录1)。同年10月,天津市内农村划归天津县,将原属天津县的灰堆划入市区。

1953年5月14日,天津县建制撤销,设立了东郊、西郊、南郊、北郊4个郊区。同年7月4日,汉沽市划归天津市,更名为汉沽区。

■ 1953年天津市辖域全图。可见天津县的辖域比天津市要大的太多了。

1955年8月15日,根据国务院《关于市区的名称均按地名称呼不按数字排列的规定》,经天津市第十九次市长联合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经人民政府批准,从1956年1月1日开始,天津将一至八区分别更名为:和平区、城厢区、河北区、河东区、新华区、河西区、南开区、红桥区。

1958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天津市的中央直辖市身份,天津市降为河北省省会。6月河北省省会从保定迁至天津。7月4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将军粮城、李庄和中心庄三个乡划归天津市。

1958年10月1日,天津将市内8个行政区调整为6个行政区,撤销城厢区和新华区。至此,市内六区格局形成。同时将东、西、南、北4个郊区分别并入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算上市内六区及塘沽区、汉沽区,天津市此时共辖8个行政区。

1958年12月27日,河北省境内的原天津专区与原沧州专区合并为天津专区,划归天津市。另外,唐山专区的宁河县除一个公社划归玉田县外,其余部分均划入汉沽区。至此,天津市除原8个行政区外,还辖有武清县、霸县、任丘县、静海县、河间县、沧县、黄骅县、交河县、献县、盐山县、吴桥县、宁津县共12个县。

1960年6月25日,天津市汉沽区划入河北省唐山专区;天津市所辖献县的官亭、饶阳、五公、武强、小花、堤南等6个公社划归石家庄专区的深县;1958年由通县专区划入唐山专区的蓟县划入天津市;1958年天津专区撤区时划入唐山专区的宝坻县划入天津市。

■ 1960年的河北省省会天津市辖域,这时的天津市在历史上疆域最大,东至渤海湾,南至故城,西至饶阳,北至蓟县;南部与山东德州市接壤。

1961年3月16日,中共天津市委决定将天津市各县划成天津专区和沧州专区。沧州专区由河北省领导;天津专区由天津市领导,下辖蓟县、宝坻、武清、文安、安次、静海、胜芳9个县。

■ 1961年的天津市疆域,天津专区、沧州专区建制成立。

1961年7月17日,天津专区下辖区亦从天津市划归河北省,蓟县划归唐山专区。

1962年2月1日,天津市人民委员会第四届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决定,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关于恢复郊区和划分市郊区界线的方案》,于1958年并入市内六区的四个郊区东郊、西郊、南郊、北郊恢复建制。

1962年11月6日,汉沽市又由唐山专区划归天津市,改称汉沽区。

■ 沧州专区和天津专区从天津市内划出后的天津市辖域。

1963年2月2日,北大港从黄骅县划入天津市,建立北大港区。辖区包括整个北大港水域及沙井子、太平村、徐庄子、赵连庄公社和大苏庄农场、静海农场。

1967年1月1日,河北省省会迁至保定,天津市恢复为直辖市

1970年1月,撤销北大港区,将其并入南郊区。

1973年8月,国务院决定,将原河北省天津地区境内的宁河县、静海县、武清县、蓟县、宝坻县5个县划归天津市。至此,天津市“市内六区、四郊五县”的格局形成。

1979年6月,为了建设于桥水库和引滦入津工程,河北省遵化县的官场、出头岭、西龙虎峪3个公社及石门公社的西梁各庄大队、小辛庄公社的景各庄、赵各庄大队等共50个大队的101平方公里土地划入蓟县。至此,天津市的版图确定至今。

1979年11月6日,北大港区从南郊区划出,成立大港区。

1992年2月12日,东、西、南、北4个郊区分别更名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

■ 现如今的天津市辖域。不知为何津南区被涂成了蓝色,但津南区的确是一个区而不是一个大湖。

2000年6月13日,《国务院关于同意天津市撤销武清县设立武清区的批复》(国函[2000]67号)批复同意撤销武清县,设立天津市武清区。

2001年3月21日,《国务院关于同意天津市撤销宝坻县设立宝坻区的批复》(国函[2001]29号)批复同意撤销宝坻县,设立天津市宝坻区。

2009年11月9日,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合并成为新的市辖区滨海新区。

2015年7月23日,《国务院关于同意天津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2015]119号)批复同意撤销静海县、宁河县,设立天津市静海区、天津市宁河区。

2016年6月8日,《国务院关于同意天津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2016]98号)批复同意撤销蓟县,设立天津市蓟州区。至此,“四郊五县”中的五县全部设市,天津成为第三个没有“县”的直辖市

*:天津县在包围了天津市,县内多为农村。

**:天津11区位置及大小:

***:天津8区(1952年)位置及大小:

附录1:《两用天津新地图》,1951年3月由复兴舆地学社出版。

后记其一——北三县飞地的由来

目前河北省廊坊市位于北京天津中间的飞地,大厂、香河、三河(统称“北三县”)是什么时候确立的呢?

北洋政府时期,京兆地方包含了现天津市北部及现河北省廊坊市全境,但在后来的院辖市设立中,北京城区被单独拿了出来。建国后,北京周围的数个县级行政单位组成通县专区,北三县和蓟县均在其中,当然后来被划入北京的顺义昌平怀柔密云也都在里面。

1958年,随着3月通县等五县一市由河北省通州专区划归北京市和10月平谷县等四县由河北省通州专区划归北京市,北京市辖区基本确立。此时的北三县由于没有划入北京市,便依然处在河北省境内,随着同年天津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便直接并入了新的天津市市辖区内。

■1958年的河北省会天津。

而后在1961年3月,天津市各县被划成天津专区和沧州专区进行分管,天津专区包含蓟县宝坻武清宁河等如今天津的市辖区,北三县也在其中。

■1961年的河北省会天津。

其后,在1973年8月,原河北省天津地区境内的宁河县、静海县、武清县、蓟县、宝坻县5个县划归天津市。正是此次区划变更,使得北三县正式变成了廊坊和河北的飞地,至今夹在两市之间。

如果当时蓟县未被划入天津市,则北三县将会成为廊坊的飞地(当时天津专区的机关驻天津市,因此这一假设仍基于当时的安次县会成为设市后的地级市并改名为廊坊);

如果当时武清未被划入天津市,则北三县将不会成为任何意义上的飞地。

综上,北三县未能在1958年划归北京市,而后在1973年天津市最后一次大规模区划变更时也没有划归天津市,而附近的武清、蓟县(现蓟州区)、通州等地方却纷纷脱离河北省,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北三县就这样变成了一块飞地。

不过近年来北三县的发展也受京津两地的影响,逐渐有了起色。祝愿北三县能摆脱行政上的劣势。


后记其二——津冀合并始末

1954年开始,河北省就打起了合并天津市的小算盘。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曾向刘少奇提出将天津市划归河北省的要求,但因天津市领导班子均不赞成接受该要求,林铁的愿望随即搁浅。借着1956年毛泽东主席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东风,林铁赴京觐见毛主席,随即河北省省委省政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递交了一纸公文。据老同志说,是毛主席表了态,这个问题就这样敲定了。于是在1958年2月,天津市正式被纳入河北省版图。

天津市不欢迎中央的决定,后来天津市委为此派市长李耕涛、副市长郭春原赴京,向中央领导人说明天津的情况,但已无可挽回。
天津市成为河北省省会,河北省直属机关约有6,000名干部、职工由保定来到天津。天津市委市政府想尽各种办法腾出11万平方米的办公用房及配套宿舍。省委决定,将原位于天津市马场道的天津师范学院改名为河北大学,归河北省领导(现已迁往保定)。原位于天津市丁字沽的天津工学院,也改由河北省领导(现已改名为河北工业大学)。这些学校今后都要面向河北省招生,主要为河北省培养人才。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北京市正兴建“十大建筑”,河北省委也提出要兴建河北省大礼堂和河北省宾馆等标准比较高、规模比较大的建筑,以适应今后开会和接待贵宾的需要。但由于不是国家计委批准的项目,资金和建筑材料都得由地方自筹,施工不久就遇到很多困难;后来中央又三令五申,不许盖楼堂馆所,致使这几项建筑中途停工。河北省大礼堂成为天津市年头最长的“烂尾楼”,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修建,即为现在友谊路上的天津市大礼堂。
天津市划归河北省领导以后,就降格为河北省下属的一部分,和保定、石家庄、唐山、张家口、承德等城市的地位一样。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在分配资金、物资时,就不再直接分到天津,而是经由河北省作第二次分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当时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多年来,天津市从中央得到的资金、物资,按人口平均计算,显然比河北省多。1958年天津市改为省辖市时,天津市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比河北省高。河北省在作第二次分配时,考虑到天津市和河北省其他城市之间的平衡,将原应天津市得到的资金、物资,拿出一部分分给其他城市,天津市所得资金、物资就这样比过去大为减少了。 1959年1月,市委领导人万晓塘、李耕涛、张淮三应召赴京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天津市的工作情况。周总理了解上述问题以后,随即指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来津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党中央书记处也十分重视“天津问题”,专门开会讨论,作出一项重要决定:今后,中央在分配资金、物资等时,仍按中央直辖市对待天津。做法是在中央下达计划指标时,紧接着河北省后面,增加一行:“其中天津市”。天津此后在中央各部委心目中便被称作“计划单列市”。
这样做,缓解了天津市和河北省在计划指标分配上的矛盾,但没有解决天津市改为省辖市以后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分歧很大,党中央和河北省领导人的主张也不一致。
首先说党中央领导人的主张:1958年11月,中共中央朱德副主席来津,视察了钢铁、机械、造船、化工等工厂企业和塘沽新港,强调提出天津市今后要发挥“母机”城市的作用。在1959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仍认定天津市是全国四大工业基地之一。1959年11月1日,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三位国务院领导人联袂来津,听取省委书记林铁汇报时,强调提出天津市在全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求天津工业大力支援全国和城市建设。在1961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研究工业生产时,周总理说:天津是几百万人的大城市,应该有人参加这次会议。李先念副总理说,他总想着天津,解决我国当前市场供应困难,还要天津发挥作用。当时国务院正在考虑安排四十种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尽管已改为省辖市,天津市民的口粮供应,仍和中央直辖市北京、上海以及重工业集中的辽宁省一样,由中央下令,从外省调进。195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等许多文件,都可以说明这种做法。
再说河北省领导人的主张:河北省领导人看到全国解放以后,河北省的经济一直上不去,人民生活仍然贫困的情况,因此,正如前面所说,曾一再要求党中央同意将天津市划归河北省领导。他们想象如能这样做,将可以利用天津的经济力量,帮助河北省经济的发展。据当时任天津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中垣回忆,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以后,下山以前,河北省委书记、省长刘子厚找他谈过一次话,就直言不讳地提醒他:“今后在考虑天津市的发展方向时,首先要考虑天津省辖市的地位。今后,天津的工业不是大发展,而是要适当收缩。如果一张口就提从全国出发,会与事实有出入。主要干部如果思想不明确,会使整个工作出现错误。”(李中垣:《八十述往》157页、169页)
至于天津市领导人的想法,他们口头表示拥护省委领导人的主张,但是内心却不以为然。例如,李中垣在《八十述往》一书中就说:“回顾这段历史,看来是个曲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天津的发展。这就涉及天津的定位问题,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的大问题。……天津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其作用,……”
党中央决定恢复天津市的直辖市的待遇,天津市成为“计划单列市”之后,中央各部委在分配资金和物资等指标的具体做法上,还有所谓“先一后二”和“先二后一”的争论。什么叫“先一后二”?就是先确定分配给河北省的指标,再从中列出分配给天津市的指标。什么叫“先二后一”?就是先将天津市和河北省(除去天津市)的指标分别列出,然后相加,成为河北省的总指标。天津市要求中央各部委采取“先二后一”的做法。这两个做法的实质区别在哪里?身为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的李中垣回答道:“直接对中央与不直接对中央大不一样,对此我在实际工作中深有体会。……体制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就不同。从省的角度看,全省是个整体,考虑全省多。天津工厂多,产品好,可以搬出一些支援省里的其他地区。……而从直辖市的角度看,考虑全国和天津市如何尽快发展就多一些。这是我们在计划工作中,在考虑天津发展规划中经常遇到的一个矛盾”。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1961年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河北省委何以坚决不让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参加。中央的开会通知是发给河北省委的,没有发给天津市委。万晓塘得悉此次会议不只是要讨论发展经济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还将讨论中央分配给各省市的粮食、工业原材料以及经费指标等问题。事关重大,万晓塘向省委提出要求参加。省委答复,已经决定让刘子厚省长和吴砚农书记参加,天津市委就不必再派人参加。(如果让天津参加,河北省其他几个城市如石家庄、保定、唐山等也要参加,就麻烦了。)后经再三交涉,省委同意天津派李中垣作为随员到会旁听。下面是李中垣列席会议情况的回忆:
“……会议的头几天主要是讨论粮食问题……。这时会上发了一张粮食分配表,上列天津的分配指标是17.1亿斤,其中国家调入14.1亿斤,其余3亿斤由天津市自产解决。……虽然我不负责粮食问题,不了解上年天津粮食分配的情况,但知道市里粮食已相当紧张……,于是立即打电话向市里汇报了这一情况。万晓塘很重视……。当晚11时,他来电话让我相机反映:天津目前只能保持三季度的粮食销量,冬季已无法保证……因此天津的粮食形势仍很紧张,要求少减3000万斤,以便于安排。我立即向省领导反映了市里的意见,请他们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反映天津的困难。但在第二天讨论粮食问题的小组会上,省领导并未反映天津的意见。我问他为何没有反映天津的要求,他们说,与其他地区相比,天津情况算是好的,即使提也要看看会议的情况再说。我心里非常着急,就再次向市里报告情况。万晓塘说,目前天津市场很乱,一个玉米卖到八角钱。而且现在病号很多,宋景毅、王培仁(副市长)都发现是肝炎,语气甚为沉重。他说最好能搞些豆子榨油,并嘱咐我尽量想办法反映天津情况,至于能否解决以后再说。
会议期间,我看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特地来庐山解决了大冶钢厂的煤炭问题,曾向刘子厚(省长)提出可否让万晓塘来一趟庐山谈谈天津的问题。刘子厚说,会议快完了,不要来了。随着会议的进展,我发现中央非常关心天津的情况,……我就给万晓塘打电话,动员他到庐山来反映天津的问题。万晓塘问我刘子厚是否同意,我说刘不同意,他说:‘那我就不能去’。这时我感到省里对市里支持不够,觉得自己应相机向中央反映天津的情况。
……后来,在我的坚持下,省委领导在给中央的最后报告中,适当增加了反映天津情况及要求的内容。……”(《八十述往》161页-164页)
1964年8月,毛主席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判断。他认为,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打仗。他提出,各省市都要建立自己的二线、三线,把工厂一分为二,一半迁到内地去。河北省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并征得华北局同意,开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交给天津市委,要天津市一次迁出一百多家工厂,疏散几十万职工,去向自然不出河北省境内各县。
万晓塘一向执行上级指示坚决,这件事又是毛主席提出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他就更加重视。但当他面对省委要求一次迁出这么多工厂,疏散这么多职工时,又不能不感到棘手。
河北省委负责人决心很大,态度很坚决。他把天津市委的几位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会。会上,天津市市长胡昭衡和省委负责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胡市长的意见是:拥护毛主席有关战备工作的指示。但省委提出的要求过高、过急,市委做不到,要求省委重新考虑。省委负责人批评他只从天津本位出发,不顾全大局,不考虑国家需要,不讲党性,不抓阶级斗争……。胡昭衡市长则反驳说:作为天津市长,他一定要考虑天津市的实际情况,这不应说是本位主义。
这一年,遵照省委指示,天津市仍然迁走了四十几个工厂。其中少数全迁,多数采取“割韭菜”的办法,一个工厂迁出一小部分,留下大部分。周恩来总理批评了有些地方“一哄而起”的做法,邓小平总书记肯定了天津的做法,才平息了省市之间的这场争论。

从1958年至1967年,天津市归河北省管理的9年间,常住户籍人口每年稳定增长,从548.29万人增长到640.85万人;但国内生产总值却是忽高忽低,58年产值32.79亿元,59年41.25亿元,60年42.66亿元,61元28.41亿元,62年24.25亿元,63年跌至低谷的20.65亿元,64年反弹回30.59亿元,65年35.96亿元,66年39.31亿元。

可以看出,从1961年开始,天津经济便一步步下滑,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8年水平。众所周知,造成这种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不在天津市。但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却百般指责天津市,并决心对天津市的领导班子成员进行大幅度的调整。1963年10月,调来赵武成任市委第二书记,胡昭衡任市长,杨拯民任副市长。还准备将包括万晓塘在内的天津市的一些领导干部陆续调出天津,另有任用。同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向全党发出《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华北局和河北省委抓住这个时机,派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李立三、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颉伯,坐镇天津,发动天津市委成员学习文件,联系自身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责成万晓塘代表市委常委作检查总结,承担责任。在这期间,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听取天津市委的汇报时,竟至辱骂天津市委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这句话后来还由赵武成在一次市直干部大会上作了传达。
对于天津市委及其负责人万晓塘这个时期的工作究应作何种评价,迄今在一部分干部中还有争论。例如曾长期担任天津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对天津解放以来经济发展变化情况最熟悉的宋祝勤,为纪念万晓塘逝世34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就反驳了李雪峰的批评,称赞万晓塘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说:
“在‘大跃进’‘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对一个地区及其领导人的工作评价,往往把在‘大跃进’中‘跃’得越‘高’的,甚或说大话、吹牛皮、放空炮的人和地区视为先进;把比较实事求是、说真话、脚踏实地干的人和地区视为落后。在当年的这种气候下,从上面来的某些同志,带着这种偏见,不体谅天津所处的地位和复杂、困难的环境条件,更不问天津在那种情况下所付出的努力。不察实情,不辨事理,似乎早‘胸有成竹’,抱着一种成见来评功过。汇报听了,下工厂看了,但从未对天津工作(工业)作出客观的全面的分析和指示,而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对,横加指责,甚至恶语相加,硬要给天津戴上一顶‘落后’的帽子。现在,这些莫须有的说法早已和那股‘左’的气候一样烟消云散了。”
胡昭衡市长本来是带着华北局旨意走马上任的。1963年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们和他谈话时,即强调天津市今后要处理好和河北省的关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解学恭甚至要胡昭衡在天津市委内部形成一个核心,遇到问题去找省长刘子厚。但是,胡昭衡不久就发现万晓塘的处境十分艰难,令人同情。胡昭衡认为天津市还应恢复中央直辖市。这时,天津市委领导人如万晓塘、张淮三等都不敢提这个问题,胡昭衡便有意通过经常到天津来进行调查研究的陈伯达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据原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说:在1965年春夏之交,陈伯达曾让他找几位负责干部,就天津市是否仍改为中央直辖市问题开座谈会。首先在会上发言的是副市长杨拯民。他主要讲了“省市合并”以后,中央对天津市的资金投入、物质分配,比过去减少了许多,致使天津市的工业生产遇到了困难。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淮三便抢着发言。他的意见和杨拯民的意见正好相反。他举1963年抗洪为例,说明河北省领导对天津市帮助很大。他断言“天津市归河北省领导很好”。他这么一说,其他同志便不好再说什么,以致座谈会开不下去。其实,与会者都了解,张淮三的话实属违心之言。后来在胡昭衡的要求下,陈伯达仍将事先写好的给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寄去。这时中央领导人也已感到将天津市改为省辖市的决定欠妥。周总理在一次会上讲话时就说,本来还以为办了一件好事,结果出了这么多问题,这是没有想到的。
1966年4月9日,河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会通过将省直属机关由天津迁回保定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还没有执行,“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被迫靠边站,省长刘子厚主持省委工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他和天津市委作了分工:市委管天津市中小学的“文化大革命”,省委管包括天津市在内的全省所有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任何一级党委都是无法管好“文化大革命”的,刘子厚这样做只会给自己添麻烦。天津市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再受到党中央的批评,但有的问题是河北省委处理的,刘子厚不得不前往北京向党中央做检查。也许是受此影响,党中央于1967年1月2日发出正式文件,宣布早就作出的决定:天津市由河北省省辖市恢复为中央直辖市。这时万晓塘已经病逝。市长胡昭衡从“文革”一开始,便靠边站,不能正常工作。陈伯达要求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到天津来工作,没有获准。党中央任命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解学恭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原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阎达开为天津市委第二书记。河北省直属机关就在这“兵荒马乱”之际,匆忙离开天津,迁回保定。有些单位搬家时,没有运输工具,有些同志就只好步行,狼狈不堪。他们对省会往返搬迁这件事颇多微词。以解学恭为首的天津市委建立后紧跟“四人帮”,作恶多端,又使天津市成为“文革”中的一块重灾区。解学恭终于被开除党籍。

以上内容节选自自谢燕所著《往事回首:天津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原天津市的领导班子在合并之初就持反对意见,空降部队不能服人,权力浮在天上,导致河北省领导班子与天津的领导班子一直处于不断的摩擦中,最终也没有妥善地解决问题。在这九年期间,天津的很多制造企业都被迁到河北省境内,造成天津市的资源流失。同样,因为需要经历资源的二次分配,天津所得资源也比之前要少,造成生产上的困难。这也是后人需要吸取教训的一点。

不过在作为省会的9年间,河北省也为天津留下了一批教育资源,天津师范学院、天津艺术师范学院、河北财经学院、天津医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体育学院及河北外国语专科学校共7所院校都划归了天津市,其余投资建设的中小学校也均留给了天津。同样,在这段时间内,河北修建了很多为天津供水的水利设施,包括石津运河(后称石津灌渠),联通了岗南水库和天津,为天津解决了用水问题。现在,石津灌渠还在使用,只是改变了用途。

综上,在天津市并入河北省期间,为双方带来了一些互利互惠的好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的一座中心城市,与国内其他地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强行改变行政区划,使天津为河北省的发展服务,最终是无法得到良好的回馈的。“强扭的瓜不甜”,这句俗语说得好,省市的合并,强硬的行政手段虽然有用,但更需要良好的沟通与协调。当林铁与中共中央商讨将天津划归河北省而没有知会天津市领导与其协商,而后天津市正副市长赴京商讨之时,这个祸根就已经显露出了踪迹。


后记其三——天津近年来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天津作为中国14座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1994年起,天津开始工业的战略东移,目标在天津技术开发区(泰达)、天津港保税区的基础上“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这一目标在2005年写入“十一五”规划前一直处于自我发展阶段,随后跨入了快车道。2006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天津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生态城市”,从此京津之间在政策层面的经济中心之争落下帷幕。随着2009年滨海新区创立以来,天津坚持采用“双城双港、相向拓展、一轴两带、南北生态”的发展策略,在政策上偏向滨海新区和天津港的发展,预计2020年左右,滨海新区的B1,Z2,Z4三条地铁线路就会投入运营,2号线的乘客也可经由滨海国际机场这一换乘站换乘Z2直达滨海新区。届时,天津主城区与滨海新区的联通会变得更加顺畅,让天津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 2020年代天津轨道交通预测图 by lighthunder地铁族

■ 截至2017年8月,天津开通的地铁线路。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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