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中国⑬｜浮沉1990年代：北海超常规发展往事

【编者按】

日前，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推出的“记录中国”特别报道项目第三期，走进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

这些城市有的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有的则是经济发展的标志性城市，有的还在探寻进一步大发展的新路径。

澎湃新闻记者与高校学子们共同记录它们的历程，也是记录中国40年的发展。

今天刊发的是北海故事。

再过一阵子，等广西北海告别冬季，四川路上龙眼树开出的白色小花，就会飘散起清甜；分布在云南路的芒果树加劲生长，预备着盛夏的果实；无论结果与否，椰子和芭蕉都能一如既往地茂盛，以园林绿植的角色，点缀着北京路、广东路的四季。

长年保持20余℃的温润气候，缤纷丰富的热带果植，热情而独特的宁静海滩，是北海展示给造访者们的初印象。

但一条条以全国各省市之名所命名的道路，则令人玩味。

“北海的路名，就像翻着中国地图，随机取出来的。”一位受访的年轻北海人，如此评价北海市政道路的命名规则。

实际上，澎湃新闻记者在深入北海探寻其发展故事时了解到，这些道路名称，是这座城市改革开放往事的最直接记录。

上世纪90年代初，南国边陲小城北海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得天时造大势、大开发大建设的决策在北海铺开，一时间，投资者大量涌入，房地产进入白热化，全国有35个省份、城市来此设立办事处，共同参与北海的开发建设。

北海市区这些独特的道路名称正是由此而来。

这个属于北海的超常规发展年代，并未持续太久。1993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大潮走向停摆。

此后，留下130多万平方米的烂尾楼，潮退后的萧条，和外界关于“北海现象”的复杂评价。

但不可否认的是，1990年代初期的这段深刻往事，为北海打造了沿用至今的架构与基础——曾构筑起近200平方公里道路框架，新建和扩建北海铁路、机场、港口、水厂等城市设施。

时光来到改革开放40周年的2018年。年初的北海市政府工作报告表明，该市正在朝着向海经济和主导产业的转型升级转身。

被确定为首批对外沿海开发城市34年后，北海站在了又一个全新发展阶段的起点上。

但已经远去的1990年代，给北海改革发展所带来的探索与思考，也深刻影响着这座城市的现在与未来。回望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可以给未来提供镜鉴。

寂寥的1980年代

“在被确定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后的那几年，北海改革开放的步子依旧迈得不大”

北海地处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岸，东邻广东，南与海南省隔海相望，西濒越南，是广西乃至西南地区连接香港、澳门的前沿，是大西南连接东盟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也盛产珍珠，是著名南珠的故乡。

根据《北海市志》记载，解放后的北海，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隶属关系曾“三进三出”广西、广东，级别区划“三上三下”，刚解放时为省辖市，1953年降为县级市，1958年又被降为人民公社，1964年恢复为县级市，1983年才恢复为地级市。

行政体制的几度变迁，直接制约了北海的开发建设与生产力发展。时任北海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北海市委常委的邓增宇在其撰写的回忆北海改革开放历程的文章中，记录了北海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落寞，“每到晚上，街上行人稀少，特别是冬夜，更是十分冷清而近于凄凉。”直到1984年，北海被国务院确定为14个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北海晚报》的报道显示，当年的北海国民生产总值为15912万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940元。

“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清楚北海以往的历史，也没有多少人关注默默无闻的北海的未来。”邓增宇说，在被确定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后的那几年，北海改革开放的步子依旧迈的不大，“与其他沿海开放城市相比，无论城建规模、文化水准和知名度都大为逊色。”

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区域研究专家蒋斌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被列入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初的北海发展的步伐小，主要是由于国家对广西开放开发战略的定位影响，“在（上世纪）80年代，与其他城市相比，北海的发展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政策支持。”而且，与其他具有沿海城市的省份相比，广西当时的开放意识也并不到位。

1988年，中越关系开始正常化，双方多年的经贸往来逐步恢复，给环北部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带来了变化，为寻找出海口，向东南亚国家拓展贸易，西南各省份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北海。

1990年，51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石化厅副厅长帅立国出任北海市委副书记、市长。他向澎湃新闻记者展示的1984-1990年的北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记录表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并被确定为沿海开发城市的7年间，北海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市区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03倍，建成了北海机场、两个万吨级泊位、金海发电厂、110千伏变电站等一批城市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

但仍然要面对的现实是，相对于其他的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当时北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相对落后：1990年，北海城市人口20万人，建成区14平方公里，没有一条人行道硬底化的马路，没有一辆出租汽车，只有6条公共汽车线路，一盏红绿灯，一个交通指挥岗；全市工业总产值不到5亿元，主要是小型化肥、农药、机电、纺织、造漆、蔗糖以及原轻工系统的烟花爆竹、日用陶瓷等；市区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只有8042万元，全市发电量只有1391万度，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052万美元。

“这些都是当时制约北海快速发展的致命弱点。”帅立国说，面对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投资环境诸多因素制约的现实，北海想要实现突破并超常规发展，就必须确立一个科学有效、不落窠臼的经济发展战略。

蒋斌说，广西真正的开放开发，是从1990年代初期才真正开始的，这也得力于西南出海大通道战略的提出。而北海的超常规发展时代，也从此时开始起步。

大改革、大开放、大开发

“北海成了世人关注的中心，成了中国大开发的热点城市”

1990年11月，有中央领导同志到北海视察，听取了帅立国对北海发展基本思路的汇报后，用“后起之秀，前途无量”评价北海，并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来鼓励北海干部群众们扎实做好工作。

帅立国提出“造势、布阵、用将”北海经济发展战略思路后，将这两句话制作成标语，竖立在北海的入口处，人们只要进入北海就都能看到。

这是北海当时“造势”的其中一个方式，“在北海造就一种大改革、大开放、大开发的大态势，组织一切可能的宣传工具，大讲特讲北海的优势，大造特造北海改革开放之大势。”帅立国说。

为了提高城市知名度，北海决定率先发展旅游业。

第一步，就是从开发银滩开始。

在北海市档案馆查阅到的上世纪80年代的银滩照片，与如今的银滩今非昔比。1990年之前的北海银滩，名叫白虎头。海滩上只有一间平房，岸边搭着一些破旧的用于供洗海澡的人更衣使用的竹篱，旁边甚至还有散养的鸡鸭。

1990年，北海市政府筹集1072万元的投资资金，用于建设开发银滩，经规划设计后，银滩一期工程于1990年11月23日破土动工，于1991年5月，建设完成，并向游人开放。

不久后，海滩公园、银滩规划路两旁的酒店、度假村、别墅、商场等设施也作为二期工程于1991年12月18日开建。海滩公园建成后，巨型雕塑《潮》也成为北海市的地标性建筑。

时光也在此时步入了1992年春。北海大改革、大开发、大开放决策迈入快速实施时期。

北海市政府开始采用多种策略，布局北海的对外宣传、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文化建设。特别是在城市建设上用“墨迹布阵”法，就是在市区建设几个大规模的成片开发区，好似画家在宣纸上泼下几块重墨，当开发区扩展时，就如同重墨在宣纸上迅速浸润扩散一样，一个城市就可以快速成长起来。

配合“墨迹布阵”，北海市政府还采取“引凤筑巢”和“筑巢引凤”相结合的方式引进资金和人才。“市政府只控制开发区的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和环保三项，将项目批准权限下放给开发区，各开发区可以利用这些权利，可以独立进行招商引资，这样就如同变一个政府为十个政府。”帅立国说。

由于北海的大规模造势，加上成片开发区政策的吸引力，北海的热度骤然升温。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和被成片开发政策所吸引的商家蜂拥而至，北海成了世人关注的中心，成了中国大开发的热点城市。

邓增宇所描述的此时的北海之夜，与80年代时已截然不同：“入夜，北海花灯闪烁，舞台热闹，娱乐一条街灯红酒绿。北海这座滨海小城人来人往、南腔北调、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房地产白热化

“整个北海市区就是一个大工地”

北海空前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序幕，于1992年3月6日拉开。

帅立国说，就是在那一天，市政府作出决定，修建北海大道、四川南路、解放南路（即现在的北京南路），随即广东路、云南路、北铁公路等也相继开工，构筑起的道路框架达到了近200平方公里，北海铁路、机场、港口、水厂等也先后迎来了新建和扩建。

26年后的今天，再至北海，这些道路已是市区最主要的市政路，支撑着城市的运转轴线。

北海市档案馆中的年鉴资料也记录了1992年北海发展的迅猛与繁盛：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0.9%，国民收入增长47.3%，工业总产值增长49.16%，全市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增长25.7%；年内投入交通、能源、通讯和旅游设施的建设资金创北海之最，投资硬环境跨入全国40优行列；口岸进出口总值增长36%，其中本市自营出口创汇增长90%。

在诸多发展领域中，最受瞩目的，是当时北海白热化的房地产。

邓增宇也在文章中写到了当时急骤升温的北海房地产热潮：“1992年，全市注册登记的房地产公司800家，到1993年5月达1160家，共有数百亿元资金涌入北海，呈现出一场房地产开发的大战……弹指一挥间，全市已有130余个投资百万以上的项目剪彩……全市十多个开发区的土地成片开发全面铺开，轰鸣声彻夜响个不停。”

“各个开发区及在北海市主干道上进入设计阶段的大楼，20层以上的有130多栋，30层以上的有30多栋，最高楼56层的‘川西北大厦’，已经启动了奠基仪式。除了高层大厦以外，城区各地、各开发区、度假区的写字楼、商住楼、公寓楼、饭店、商场、别墅都在普遍开花。”帅立国还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甚至有6个财团向他送上联名报告，要求建98层的大厦，要创当时全国之最。

这一切，足见北海当时房地产的疯狂程度。

“大潮期间，整个北海市区就是一个大工地。”帅立国说，当时的北海市区，建筑脚架林立，灯火昼夜通明，道路被纵横挖开，两旁巨大的下水管排成长龙，数不尽的塔吊高耸入云，北海大道东段，两旁满载砖瓦砂石的载重汽车排出数公里望不到头，停靠在北海港湾的运送建筑钢筋的万吨货轮，最多时达到20艘，等待月余都卸不了货。

炒地热也带来了地价飙升。邓增宇提到，在北海的房地产最火热时，有个别人甚至由炒房地产变成炒红线图、蓝线图，一单几百、上千万的房地产交易根本不用去现地察看，双方交易只在图上完成，“这种脱轨的状态大大偏离了北海市决策者的初衷，造就了当年北海的疯狂、矛盾和尴尬。”

帅立国也在2014年时写下的回顾自己五年北海市长经历的文章中提到，“我50岁开外才到北海担任市长，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只想拼命干，一味贪大求快，不顾及其他；看自己城市的小利益多，顾及国家全局的利益少；引进开发项目急于求成，房地产开发有泡沫；政策制度不健全，留下许多产权纠纷；社会管理不严格，致使许多苍蝇蚊子都跑来北海危害民众等，这许多的问题和教训，应该好好总结和改进。”

蒋斌也认为，作为一个没有工业资本积累的开放型地级城市，对于当时的北海而言，选择以土地资源和房地产开发来进行资本化运作，获得金融资本来发展，是一种必然，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但1990～1992年期间的北海房地产，确实远远超出了其自身的承受能力，“当时的北海主政领导们思路超前，积极抢抓机遇，并没有把握好适当的度，有些盲目乐观，这是出现无序开发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

停摆

“许多工程被迫下马，未完成的房屋建筑成了烂尾楼”

北海的超常规发展并未持续太久。

转折从1993年开始发生。

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等16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

国务院新闻办在此前整理公布的对于《意见》的描述中提到：“我国经济在继续大步前进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某些方面的情况还比较严峻。在解决问题时，要切实贯彻在经济工作中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同时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的指导思想，把加快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到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上来。”

确切地说，宏观调控的政策在1994年底，才开始影响北海。

帅立国说，对于中央收紧银根等调控措施，他与市委书记统一的意见是：要想保持北海的开发势头，只有加强引进外资。“宏观调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机遇，各种投资成本都会降低，更便于开发建设，只要我们资金跟得上，就没有问题。中央现行政策对引进外资并没有控制，我们要在引进外资上下大力气，北海就不会垮下来。”

随后，北海市政府与前来访问的德国著名咨询公司V.康绍尔特公司董事长奥斯特瓦尔德先生达成了合作的共识，目标是把北海建设成为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国际化的港口、工业、旅游新型城市，对北海进行整体策划、规划、包装，在地缘经济优势的推动下整体招商。

帅立国回忆，当时，奥斯特瓦尔德还向北海市政府建议，利用他在德国的影响力，由V.康绍尔特公司出面，组织德国排名前十的大公司以及引进国际财团整体开发北海，而且在回国后便联系好德国许多排名前列的大公司，要求北海市尽快组织政府考察团到德国访问。

1995年4月3日，以帅立国为团长、副市长蒋天辰为副团长的考察团前往德国。“经过考察后，奔驰公司董事会提出，已决定在北海投资建设奔驰中国家用汽车厂，汉堡港务公司、克虏伯公司、ABB、宝马公司、汉诺威展览公司、德意志商业银行等10家公司，也都表示愿意参加整体开发北海。”帅立国说，他们经过谈判，还形成了合作合同，所涉及的总投资额约为435亿德国马克。

“返回北海后，我立即将德国的考察会谈情况向市委常委会汇报，常委会通过了我的汇报和我们与德国合作的合同。可惜的是，我们还来不及上报自治区政府，5月2日，北海市全体领导班子成员被叫到南宁，自治区党委领导分别谈话，传达自治区党委的决定，更换北海市班子，我和市委书记及副市长王芳春调离北海。”帅立国评价说，这是一次闪电式的换班，5月4日，全部程序便已完成，他向北海市人大常委会辞去市长职务。

至此，帅立国的北海市长岁月画上句号。

1990-1995的五年任期，也是他在北海的全部政治时光。辞去北海市长职务后，他赴自治区就职，自此再未回归北海政坛。

“离开北海后，我两次给后来继任的市委书记推荐此事，他们也两次邀请奥斯特瓦尔德先生到北海谈此项目，但还是没有成功引入此项目。”他感叹，德国之行，是当时的北海市委市政府力图维持北海大潮的重大举措，但遗憾的是，它以失败而告终。

1995年后，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越来越大。北海一度的炽热最终退潮降温。邓增宇说，“许多工程被迫下马，未完成的房屋建筑成了烂尾楼，旅店、酒家门庭冷落，一些娱乐场所冷冷清清。”

蒋斌指出，当时的北海地方主政领导想把北海推向开放的最前沿，但自治区政府宏观调控的手和市场并没有即时结合起来，缺乏逐步的引导和支持能力，以至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正在高速发展的北海一时间难以适应局面。

几年的时间，北海便经历了从沉寂到炙热，从几近疯狂到戛然冷却的沧海桑田。

“北海现象”破疑

“当时的我们，头脑太热了”

北海潮退，城市萧条，“北海现象”陷入了纷繁争议。

有观点认为，当年的北海是泡沫经济。1998年，《焦点访谈》连续7集播放北海的烂尾楼。

邓增宇认为，超常规发展的北海现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催生形成的，“北海作为一个后发展的海边小城，一个丧失过发展机会的城市，如何实现突变，是领导者和广大群众迫切的愿望。”

他看到，由于“上得太急太快”，各级领导思想准备不足，又缺少经验，对成绩和隐患并存的现实缺乏认识，某些决策对可持续发展预见不够，有些政策、制度和做法不规范，一系列低门槛政策在执行中存在不到位现象，加上教育、生活配套设施、商业、医疗卫生和干部素质等都跟不上，因此，巨变的梦想未能如期实现。

离开北海后的多年间，帅立国始终都在思考1990-1995这五年间的“北海现象”。

对于外界所认为的北海的“泡沫经济”，他解释称，“北海大潮时并没有虚拟资本进入，到北海开发的资金，是公司的自有资金，北海土地的一级市场是政府控制的，我们只是将土地成片转让给开发商，利用他们的资金进行成片开发再转让。这些开发商当中，许多是各地省市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来北海组织实施的，目的是为了抢占出海口，建设出口基地，将部分土地出售，也是为了换取资金开发土地。”

帅立国说，尽管当时有极个别人来北海倒卖土地，但炒卖土地的最高价格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为了控制土地乱像，北海市政府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土地管理文件，并被列为了土地试点城市，北海还率先建立了二级土地交易市场。因此，当时的北海现象不能认为是泡沫经济。”

2003年4月10日，北海市成立了停缓建工程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依据该小组公布的数据，北海市停缓建工程（即烂尾楼）130个，共计面积130多万平方米。

一度疮痍般的烂尾楼，让帅立国反思当年“墨迹布阵”法的利弊：可以提升城市发展速度快，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后进城市赶超先进的利器；但一旦大投资环境发生变化，墨迹还来不及扩散，就会形成一片片孤零零的建筑群。

“这个问题，是我们把握不住的。”帅立国承认，1993年宏观调控收紧银根后，北海出现的烂尾楼局面，证实了这一点。

“当时的我们，头脑太热了。”他也对这段往事进行了很多的反思，“我们来不及打扫‘战场’，给我们的后来者留下了许多后遗症。”他在回忆文章中，也向北海的后来者表示歉意，并说“对不起”。

2000年7月，前共青团广西书记、梧州市副书记温卡华出任北海市委书记。《21世纪经济报道》曾写到，温卡华到任后，单房地产一项就有200亿资金被套牢，当时北海的财政收入才10多亿元，因此，处理烂尾楼、将北海从烂尾楼中解套，成为他就任后的头等大事。

2002年12月3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处理海南省和广西北海市积压房地产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北海市政府清理烂尾楼的工作，被称为“破冰之旅”。

紧接着，200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提出“三新”，即树立新形象，实现新跨越，建设新北海，改变北海千疮百孔的现状成为首要任务。温卡华还提出，通过发展处理遗留问题，通过处理遗留问题寻求更大发展。

在随后的几年里，北海逐步消灭了烂尾楼，开始走向新阶段的发展。

实际上，北海大潮退去以后，并不是像泡沫破裂那样一切化为乌有。邓增宇评价，“市领导借助加快改革发展的东风，发挥土地优势，通过大规模土地征用、开发和转让，把土地推向市场，在短时间内，让土地使用权出让积聚了巨大的建设资金，并用于机场、港口、铁路、公共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初具规模的现代化都市框架，创造了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

时光已至2018年。退休后的帅立国，重回北海定居多年。

他先后担任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荣誉主席，为北海的文化事业发展积极奔走。耄耋之年，他最终选择在帅氏家族艺术世家的沿袭上落墨。

他现在更喜欢以普通市民的视角去观察如今的北海：1990-1995年期间未完成的城市主干道和断头路，已全部被修整完工，还建设了滨海路等新的城市干道，房地产重新恢复了活力，大片楼盘建成。

2018年10月26日，现任北海市长蔡锦军接受《广西日报》专访时提出：“千方百计抓招商、上项目、强产业、优环境，北海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018年前三季度，北海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1%，全市财政收入191.6亿元、增长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