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军的发祥地——马尾船厂/西行文化

被乱石杂物赶出村子的沈葆桢一怒之下，调来了数艘炮艇，停在马江之中，威胁村民交出肇事者，否则开火攻村。最终，在砍杀了两名带头肇事的村民之后，农民们接受了朝廷开出的条件，建设用地征齐了。

除了沈葆桢，左宗棠还选择了法国军官日意格，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后，日意格带着他在本国物色的木匠、铁匠、锁匠等一班人飘洋过海，来到陌生的马尾，对他们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天堂。这些在欧洲过着贫穷生活的青年技术工人，得到了清王朝的优待，日意格每月工资高达1000两，相当于清朝一品大员的几十倍，一般工人每月也有200多两，数十年之后，这批人合约期满返回法国时，已经由当初的一文不名成了暴发户，在法国购置田产、股票。

船政局是在1866年12月23日正式破土动工的，第二年7月，沈葆桢正式上任。根据日意格的记载，“工厂的第一批工人看见的是一个既没有外国机器，也没有工具的河流……田野中惟一的一座小屋子成了锻造车间，屋中两座铁炉马上生火，用中国的铁锤开始了工作，第一根铁钉就在这里打成。”

19世纪60年代，正是清王朝一心一意进行经济改革的时代，成立总理衙门，由奕䜣任事务大臣，经管外交、通商、海关、训练新军、同文馆，同时经营修路、开矿、制造等事务，掀起了一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热潮。1866年至1869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保持在10%左右的高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二三千人规模的马尾造船厂很快崛起在马江之畔，占地600亩，设备齐全，规模宏大，在远东地区首屈一指。

此后的30多年里，马尾船厂为清王朝造出了40艘舰船，占当时国内总量70%，组建了第一支海军舰队——福建海军，并为北洋、南洋两支水师配备了大量舰船和将领。其间，清王朝的三支水师分别经历了中法马江海战和中日甲午海战，败给教自己造船建军的法国老师尚可理解，但败给同样刚刚起步的日本海军，则让国人无地自容。1907年，清政府饬令惨淡经营的船政局停止造船。

1911年，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动荡的时局下，造船事业已无人关心，马尾船厂一度沦为卖废铁度日，“三五匠徒，蓬头垢面，菜色凄凉”。至1949年止，又一个30多年里，随着政权的更替，马尾船厂一直在打烂——修复——再打烂的圈子里轮回。其间，一共更替了近20名领导人，修过军舰，造过商船，甚至造出了中国第一架飞机。

1950年，当解放军开进马尾时，船厂已是满目荒凉，杂草丛生，只有一座轮机车间的破厂房和积满淤泥的船坞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有过“远东第一船厂”的辉煌。经过4年劳动，靠工人的双手从地下挖出了几百万块砖头和几十吨的废钢铁，并清除了丢在原船坞荒草地上的几颗没有爆炸的炮弹。老工人周德成说：“光我们拣的砖头，就盖起了4座共70间职工宿舍和3排36间办公室。”这些砖头、废钢铁是船厂留下来不多的有价值的东西了，马尾船厂庞大的建筑群，有的毁于战乱炮火，有的坍塌于风侵雨蚀，如今能看到的，只有那座法国人建造的轮机车间。那些熟练的技术工人、那些几代人积累下的造船图纸、心得，全都烟消云散。

遗失的细节

江面上停着的万吨轮、高耸的吊机，还有堆积如山的钢板、螺丝都提醒着我们，这是一座普通的造船厂，但废铁堆旁的一门门火炮，那座煞有介事的文物纪念碑，都给这个破落的大船厂平添了几份迷离。

黑漆漆的车间看起来跟百年前并没有太大不同，工人们围在满是油污的桌前打扑克，打发着上班前的无聊时光。当历史再向前的时候，他们很难不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就像140年间，在这里打过铁、造过船、读过书、钻研过航海术的那些普通人一样。人们只善于铭记波澜壮阔的历史，细节却总是被忽略。

船厂隔壁的船政文化博物馆。这里清晰地记载了马尾造船厂和他背后波澜壮阔的历史。王助，是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首任总工程师，设计监造了波音公司的第一架水上飞机，他的同事巴玉藻则是通用飞机厂的总工程师。1917年，他们来到马尾，参与创办海军飞潜学校和飞机工程处，在这里造出了中国的第一架飞机。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即使百年之后，仍然让我们仰望。　

船政局从创办到停造的40年中，造出大小兵商轮船44艘，但我们却很少看到文章，就造船技术进行研究，记录下来的只有“扬武”、“振威”等这些听起来威武雄壮的名称，以及被法国人、日本人击沉时的壮烈。

而当年左宗棠与法国人签订的合同中就曾规定：合同期满后，要教会中国工人各种造船工艺。1873年，沈葆桢就开始逐厂考核，要求中国匠徒自行按图制造，不许洋匠在旁。百余年前，中国人就开始“用市场换技术”的实践，而且颇有成效。鼎盛时期的船政局共有工人两三千人，但这些辛辛苦苦学来的基本技术，和那些微不足道的工人们一起，很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甚至都没有积累下来，更谈不上改进以跟上世界工业科技的脚步。

被遗忘的细节还有很多，历史已经被人们壮阔化了。马江海战是人们记忆最深刻的一幕，100多年后，身处这个让中国人血染闽江的近代战场时，人不禁会愕然：数十艘军舰、近百门火炮就在这狭窄得能看清对方面孔的江面上厮杀，无异于一场面对面的屠杀，半个小时内，福建水师9艘军舰被击沉，全军覆没。

如今，船厂隔壁的昭忠祠内，巨大的坟茔埋着700多名马江战士。这段惨痛的历史被人们反复提起，但壮烈背后的细节，却渐渐被遗忘。人们只是纠缠于大将指挥方略的失误，却不思舰船、火炮技术细节的改良。如今，坟茔只是一个标志，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从清朝灭亡始，这个晚清最重要的造船厂就已经开始没落。1907年停造轮船，也意味着马尾失去了中国造船基地的历史地位。到今天，所谓的大国船梦，马尾造船厂早已承担不起了，他们每日操劳的只是养家糊口而已。但正是这种基于养家糊口而诞生的创造力，给了人们希望。如今，厂里拿到的订单已经够做上好几年了，船东大都是德国、日本、新加坡。虽然，这只是拿到了给别人打工的上岗卡，但显然，沉寂多年的厂区又开始焕发生机。

19世纪中后期，福建船政局第一位留学生严复和日本的伊藤博文、东乡平八郎留学英国的目的地不约而同选择了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伊藤博文、东乡平八郎们回国后承担起日本复兴的重任，以一代人之力振兴了一个岛国，而严复在清王朝则只能卖卖洋文、当当翻译，了却壮志难酬的一生。

其后，也便有了甲午海战，在这场中日近代文明的直接对抗中，出身福建船政学堂的那些提督、管带们败在东乡平八郎们的手下。8年抗日战争，日本人两度占领马尾船厂，大肆洗劫破坏，船厂几成一片废墟。

从“船政局”到“股份有限公司”，变化的不仅仅是名称。今天的马尾造船厂里，没有人热衷于提所谓的强国船梦了，但新船下水时，工人们锣鼓喧天的庆祝，却显得比任何时候都真实和动人。

毕业精英

1866年年末，福建船政学堂的前身“求是堂艺局”开始在福州城内张榜招生。

那一年的春天，尚在跟随塾师苦读《四书》、《五经》的严复刚刚秉承父母之命与王氏之女成婚，而到8月，严复的医生父亲却因抢救霍乱病人感染突然死去，家境一落千丈，时年严复14岁。多年以后，当名满天下的严复在回忆自己少年时的困顿时，这样写道：“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堕心肺。”

在首批投考求是堂艺局的考生中，大多都是如严复一样的福州家境贫寒之士，艺局不但包食宿而且每月发放4两银子以供家用，出于生计的考虑，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投考艺局以求出路。学生中，也有一些接触过西洋文明的开明之士，他们大多来自广东，粗通英文或是华侨子弟。例如广东番禺人邓世昌此前已多次随父亲前往上海，见过欧洲先进轮船；而广东人吕翰此时也已毕业于上海英华学院。另有少数几人出身于开明的官僚家庭。而当时一般的读书士子，皆以应科举考功名为正业，对于求是堂艺局这样学习造船与驾驶的科技学校不屑一顾，更视航海为畏途。

入学考试的题目之一是以“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作文一篇，适逢父丧的严复写得声情并茂，而代替左宗棠接管船政局的沈葆桢恰好也蒙丧母之痛，感同身受，将严复点为第一名录取。入学后，因位于马尾的船政学堂并未建好，严复和他的百余位同学借福州城内定光寺开课。于1867年夏，全部搬迁至马尾，这时艺局已分为“英语学校”和“法语学校”，而后逐渐演变为以包括造船专业、设计专业和学徒班的法文前学堂和以英文授课专授驾驶、轮机技能的后学堂。魏瀚、邓清廉等为前学堂学生，而严复、刘步蟾等则为后学堂驾驶专业。

“福州船政局建在昔日里的一篇沼泽地填成的平地上，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英国制造业的村庄，这里也是有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房；远处的船坞，高大的烟囱，一排排厂房，从那里传来的叮当作响的汽锤声和机器的阵阵轰鸣。”游历远东的英国人约翰汤姆森后来这样描述马尾船政学堂。

授课全用英法文原版书，语言首先是严复们最大的障碍，然而根据一位参观过船政学堂的法国工程师的记录，他们显然非常用功。“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只上了4天课，就显示出他们的极为敏捷的智力，8天以后，他们流利地拼读各种单词，在石板上写出所有的字母。无疑，6个星期以后，他们都会拼读，有好些人还将会写。”英语教师嘉乐尔也称赞自己的学生说：“这些年青人的资质和勤勉的结果，应该对他们同胞的冷淡态度起到酵母般的影响。”

学堂的规章制度异常严格，1867年11月到职的嘉乐尔曾提出“从7月中旬一直到8月中旬，学生有一个月假期”，但并未被沈葆桢采用，学校的假期仍遵循左宗棠关于春节、端午、中秋放假的规定，并另有婚假和丧假。严格的淘汰制度也是严复等学生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章程规定，连考三次三等者退学。艺局开办之初，共有学生300余人，但到1874年，学生已然不到200人。

1876年4月，英国战舰田凫号抵达福州，海军军官寿尔参观了马尾的船政学堂。他看到了大约50多个学生，第一班在做代数作业，简单的方程式，第二班正在一位本校培养出来的老师的指导下，研习欧几里德几何学，都是英语授课。他翻阅了几本学生的笔记，“他们的整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寿尔认为这些学生的智力和西方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它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下课之后，这些学生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也不懂得娱乐。

除日常授课外，学生还需上舰出海实习。1871年，在严复、刘步蟾、林泰曾等18人与前学堂部分学生登上“建威”舰，由洋教习带领往南洋出海实习之前，23个学生联合署名给他们敬重的英语教师嘉乐尔写了一封告别信：“从今而后，我们要去对付飓风，控制狂浪，窥测日星的行动，了解暴风的规律，勘查海岛，调查岩石的性质。我们从老师所学到的一切，在日后生活的经验中将被证实为真确。这样地，最可怕的困难成为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我们的离去，老师，将为你所喜悦和赞许……”

之后的几十年间，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们并未违背自己对嘉乐尔老师的保证，他们中的一些甚至以献出生命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沈葆桢说：“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毫无疑问，船政前后学堂是洋务运动中成绩最为显著，影响最为深远的的近代学校。在船政学堂的影响下，此后不久，天津、威海、黄埔、南京等地纷纷建立各类海军学堂。而船政学堂培养出的那些各类人才，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般的身影永远无法抹去。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